前言
自从9月份开始找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了。最近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感兴趣，看了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余华的《兄弟》，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刘少奇的《刘少奇日记》，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以及王大宾的《王大宾回忆录》终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毛泽东发动群众、介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场政治运动。反思这场文革运动，不只要研究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运动、为何能够发动这场文革运动，还要研究毛泽东怎样审时度势，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运动的，他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大势的掌控，主动进攻，被动应对，策略转换等等。总之，你不把毛泽东的想法、做法搞懂、搞清楚、搞明白，你对文革运动的反思，你对文革运动的回忆，往往就容易失实，失之于偏。这也是认识论的观点，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战略目标，是要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所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毛泽东要重回一线重建他能亲自掌控与运作的新的权力系统，在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接班人，保证其社会主义路线的传承。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已不能用依合法程序的会议政变形式实现，必须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由此，毛泽东在完成发动文革运动的准备，制定和发出“5•16通知”，启动文革运动后十年，有三个不同的战略运作阶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7年1月，为破坏旧秩序，打碎刘少奇掌控一线所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阶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为建立新秩序，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式，重建新的权力系统的阶段；1969年4月至1976年9月，为巩固通过文革运动所建立的新秩序阶段。
《王大宾回忆录》根据这个认识，回忆和反思了他的文革运动经历。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运动中成立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以及由它发起和为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为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反工作组造反派的旗帜、破坏旧秩序的先锋队。1967年3月5日，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王大宾，后亦被毛泽东美誉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北京59个大专院校，北大、清华、地院，在文革运动发动、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阶段，在不同时段分别起了带头与示范作用。而抓典型引路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
“5•16通知”下发后，毛泽东在捕捉发动群众的突破口。5月23日，吴传启等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贴出了批判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时任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但并不具有动员群众的典型作用。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批评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批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果如所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沸腾，学校师生对学校党委领导批判造反的热情高涨。因北大四清运动，以聂元梓等人为代表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与彭真支持的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早已处在严重分歧与对立冲突中。打压他们的彭真，在“5.16通知”传达时已被点名批判，给了聂元梓等人勇气和批判方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情况、分歧与冲突，毛泽东应早已知晓。张恩慈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函毛泽东已有批示。北京大学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作为发动群众投入文革运动的第一把火，其作用与影响确是历史的事实。
毛泽东欲擒故纵。刘少奇误判文革运动，采取派工作组的方式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有的工作组称为“抓游鱼”等），他还派王光美做清华工作组的顾问——实际上让她掌控清华工作组，介入清华文革运动，意欲再创一个类似四清“桃园经验”的“清华经验”。王光美在清华五十天，指导工作组打压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结果搞出七八百名右派，其典型人物就是蒯大富，所以当时清华的右派也被称为“蒯派”。清华这次“反右派”运动成了1966年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压倒刘少奇的最顕着的一根稻草。毛泽东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决定撤出领导文革运动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表示对红卫兵“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字报的“热烈支持”。中国大陆的人民群众，自此在文革运动前期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结社自由。毛泽东更在1966年8月18日，穿上绿军装，戴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公开表达了对红卫兵造反的支持。蒯大富对抗王光美主导的工作组个案，清华大学的地位与影响，无疑是毛泽东打破刘少奇一线主导的旧秩序的利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陶铸在文革运动的前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文革运动出现了延续工作组路线的保工作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严重分歧与对立。在文革运动的这一时段，被薄一波“6•22批示”打压、视为“右派”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少数师生，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在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以其鲜明、激进的反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方向，第一个组织带领上千人的队伍，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的造反行动，震动京城，亦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肖力，随时了解与掌握了这一时段地院文革运动的情况、态势。9月6日，联合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群众组织，以地院东方红为头的“首都三司”成立。“首都三司”代表的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成立之初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它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代表在文革运动第一阶段动员群众破坏旧秩序的造反大方向。经过1966年8月、9月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已阵线分明，发展到互不兼容、激烈对抗的局面。1966年9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与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兵团，为争夺学院广播台的控制权发生的肢体冲突，被视为文革运动中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一次武斗事件。时任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首先赶到北京地院处理这一事件。但吴德依据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平息事件，无法摆平双方的对立冲突。吴德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随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亦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
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周总理指示后，戚本禹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随后有林彪1966年国庆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掀起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高潮。保守派组织迅速瓦解，反工作组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依靠发展左派队伍，瓦解保守派组织，团结大多数群众，向刘少奇掌控一线建立与运作的权力系统造反，成为当时毛泽东处理文革运动中分裂与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也随之成为这一时段北京高校文革运动中造反冲杀出来的新典型、新领头羊。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被毛泽东视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是真实反映了地院东方红、“首都三司”在文革运动破坏旧秩序阶段中的地位与影响的。《王大宾回忆录》记述的这一史实，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展开，以更完整地还原文革运动历史的真相。
在许多记述北京文革运动的书中、文章中，都会拿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1967年后所谓“天派”、“地派”之分，所谓“天派”与“地派”的斗争说事。据我了解，被视为“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与视为“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院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他们都不承认北京有因一个焦点矛盾而对立分裂的有组织的天派、地派。《王大宾回忆录》中对这一认识表述了他的观点。我认为是符合当年北京高校文革运动真实情况的。
1967年，文革运动已进入毛泽东建立新秩序的新阶段。争夺在新秩序、新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军队、干部与群众组织三者之间的博弈。分歧、冲突、对立已不像第一阶段那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左派、保守派已难以认定判断。毛泽东为了实现第二阶段建立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必须面对现实，权衡利弊。面对周恩来支持的老帅，副总理们在1967年2月，代表干部群体表达的强烈不满情绪，虽大为震怒，亦不能不最后妥协，示出团结的善意，并发社论宣示正确对待干部的方针。还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将打击干部一大片的过错，加之于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对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军队支持下，表现出对王力公开讲话宣布、而实为毛泽东所决定的处理武汉问题方针的激烈反抗，毛泽东决定改变过往处理文革运动中分裂与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依靠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群众的方针，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平等大联合的方针取而代之。毛泽东同时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斗争方向，果断处理了王力、关锋等人，稳定化解了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年，王大宾对毛泽东文革运动战略阶段与战略方针、部署的转换，是认识不清楚的，头脑膨胀、犯错误是必然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中，批评造反派组织多中心即无中心表现，认定山头林立的众多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谁的话也不听，实已成为了建立新秩序的阻碍，起了破坏作用。《王大宾回忆录》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反思1967年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的个别冲突事件，反思地院东方红与北大新北大公社之间1967年4月发生的民族文化宫展览问题上的冲突。王大宾后来主张东方红应专注学院运动，不要介入外单位运动的想法应是好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亦骑虎难下，无法掌控。王大宾对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他们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有他自己的反思，也认识到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自己不行，最终被毛泽东“不要”是必然的。对此，回忆录中有较为明白的理解与评述，亦值得亲历过文革运动那段历史的人们和研究者深思。
以孔丹为头的“西纠”在成立之初，即在地院东方红到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时，就彼此发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事过近50年，孔丹在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表明他们这些老红卫兵，“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人，与地院东方红王大宾这样的反工作组造反派，“具有本质的区别”。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批评了孔丹的这一说法，认为其骨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左右他的思维与判断。不知孔丹能否接受对他的这一思想的评说与批评。因为他在书中表白，当年他是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狂热鼓吹封建血统论的对联的。
然而，孔丹的认识与想法，可以影响到上层的政策，区别对待处理同样参与文革运动同样事件的人。《王大宾回忆录》记述了他为何取代朱成昭，由二把手变成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叶剑英对文革运动的态度，如何通过其女儿叶向真影响到朱成昭，成为他从听从中央文革转向对它的怀疑、批评的主要动因。叶向真与朱成昭等人，后虽同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关进监狱，但终局却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王大宾感慨评说：“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王大宾对朱成昭人生命运的感慨，亦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感叹。文革运动中，能打上王大宾个人印记的大事件，应只有奉命参与并负责把彭德怀元帅从成都揪回北京这件事了。《回忆录》详述了王大宾参与这一事件的过程与细节，澄清了过往许多书籍文章关于这件事的不实、不全的描述，还原了历史真相，是《王大宾回忆录》的一大看点。在这一事件中，王大宾一方面在与彭德怀的接触交谈中，同情彭德怀的处境，并在认识上产生共鸣，为此不同意中央揪彭决定，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申述他们的意见，但却遭到批评；另一方面，最终执行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成都军区派出干部一起，负责带领地院东方红的战士，把彭德怀安全护送到了北京。这两方面的事实，都是当年的客观存在，王大宾不能否定，他也从未否定。但令王大宾不理解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可以对同时存在的客观事实，选择性地认定、采信，并据此作出惩罚。在巩固文革运动新秩序的阶段，曾经发动了清查“5•16分子”的运动，王大宾被认定为同情彭德怀，抗拒执行中央从成都揪回彭德怀的决定，据此指控为王大宾的主要罪行，将其打成“5•16分子”，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王大宾的人身自由，关押审查四年之久。而至文革运动结束后的1978年，又将王大宾逮捕关押五年，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面对完全不适用1979年7月6日颁布、1980年1月1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审判，王大宾只能感叹：“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政治。”